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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最后的漁民:禁漁10年 28萬漁民如何棄水上岸?

長江最后的漁民:禁漁10年 28萬漁民如何棄水上岸?

2019年12月10日 08:02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參與互動參與互動

  長江最后的漁民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霍思伊

  張元州結過兩次婚,有7個孩子。

  他1952年出生,生在鄱陽湖的一條船上,打了一輩子魚。早些年,漁民不知道什么叫計劃生育,第一任老婆給他連生了五個男孩后,失足落水,沒了。第二任老婆又給他生了一男一女。

  如果從新中國成立時算起,他是江西省都昌縣的第一批漁民。這些漁民大多是40歲以上的中年男人,沒讀過書,很多人不會寫自己的名字,有些人甚至不會講普通話。不少漁民祖輩世代打魚,除了開船、收網和辨認各種魚,沒有其他技能。他們視水為田,一輩子不愿離開,也不敢離開。

一名漁民拉起船頭的柴油機,準備出湖。攝影/本刊記者 霍思伊

  “漁民越捕越窮,生態越來越惡化,這是個惡性循環。”農業農村部長江流域漁政監督管理辦公室(“長江辦”)主任馬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現在,到了不得不離開的時刻。2019年1月,在“長江大保護”的總體戰略下,國家決定對長江流域重點水域實行全面禁漁,從2020年元旦開始,分步驟推開,禁漁十年。馬毅在漁政系統工作了30年,他感慨:這么大范圍、這么長時間的禁捕管理,涉及這么多漁民的退捕工作,在人類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他去查國內外的資料,找不到任何經驗可以借鑒。

  長江流域和沿岸湖泊縱貫8100公里的水面上,11萬條漁船和近30萬漁民,即將徹底告別長江。但如何找到上岸的路,很多人都沒有方向。

漁民正在鄱陽湖岸邊曬魚,以體形很小的棍子魚居多,間或有銀魚,曬干后比活魚賣的好。棍子魚便宜,10元/斤,銀魚少見,也賣得貴,能賣到800元/斤。攝影/本刊記者 霍思伊

  四個月和十年

  黃昏的時候,魚在動,人也在動。詹定林雙手的指節繃緊,手腕發力,向上一甩,一下就將50米長的漁網放了下去。船晃了一下,他也跟著晃了一下。

  作為一個打魚快四十年的老漁民,他有一雙粗礪的手。這是一雙典型的漁民的手,深褐色,深深淺淺的印記,有些是勒痕,有些是被網或鐵皮刮出的口,還有些是摘魚時為了鉤住活蹦亂跳魚的鰓,被鋒利的邊緣割傷。

  接近臘月天,湖面溫度低,氣溫只有零下2℃。寒冷讓詹定林干起活來渾身沒勁,他急忙把兩只手搓了搓,又放在嘴邊哈了口氣,氣很快凝結成霧。往常下了網,詹定林就會在船上放一個板凳,裹上襖子,坐下看天漸漸變暗。在湖中央,縣城的燈光透不過來,黑得純粹,但他不怕。

  漁民最怕的是風浪。果然,風向變了。

  2018年底,詹定林所在的水產大隊里開始流傳一個消息:國家即將實行全面禁漁,為期十年,從以前的春季四個月禁漁延擴到全年。全體漁民都要轉產上岸,所有船和網具由國家統一回收,統一銷毀。

  詹定林所在的水產大隊,屬江西省九江市都昌縣。在都昌,縣轄24個鄉鎮中,21個沿湖,湖岸線綿延185公里,涉及鄱陽湖1/3的水域。總人口83萬中,1萬多是漁民。對終日“以船為家,以水為生”的漁民而言,水就是他們的“土地”。

  漁民對禁漁并不陌生。從2002年起,在春季繁殖季節,為了讓親魚順利產卵、保護幼魚長大,國家在長江流域開始試行春季禁漁,為期三個月,從每年的4月1日開始,持續到6月30日。但專家們發現,魚在4~6月排卵之前,會在3月大規模懷卵。而漁民出于禁漁前“能多撈就多撈”的心理,在3月的捕撈會達到一個高峰,反而不利于魚的繁殖。因此,從2016年開始,禁漁期提前一個月,從每年的3月1日開始,延續四個月。

  2019年開春,消息得到了證實。1月,農業農村部、財政部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三部委聯合印發了《長江流域重點水域禁捕和建立補償制度實施方案》,對十年禁漁給出了明確時間表:2019年底前,長江水生生物保護區要完成全面禁捕,停止所有生產性捕撈;2020年底以前,長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護區以外水域要實現全面禁捕。

  目前,我國共有332個水生生物保護區。長江辦副主任趙依民指出,長江流域全面禁捕工作將分步驟實施,率先啟動的是水生生物保護區,其后將是長江干流、重要支流以及大型通江湖泊。

  根據《實施方案》,禁捕范圍包括青海、云南、四川、貴州、甘肅、陜西、重慶、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蘇和上海等14省市,縱貫長江上中下游,除青海、甘肅、陜西、河南4個省沒有需要退捕的合法漁船,其余10省市涉及退捕合法持證漁船11萬多艘,漁民約27.8萬人。

  長江辦主任馬毅指出,除此之外,對一些地方認定的重點水域,還可以有自主權擴大禁捕區。

  在江西,時間表被提前。根據2019年9月發布的《江西省長江流域重點水域禁捕退捕工作實施方案》,決定將長江干流江西段的禁捕,與全省水生生物保護區禁捕時間同步,提前一年,都從2020年1月1日起開始禁捕。

  和其他沿江省份不同,江西還擁有中國最大的淡水湖——鄱陽湖,禁捕水域在全長江流域占比超30%,禁捕工作面廣、量大、難度不小。在鄱陽湖區,共有14個重點禁捕退捕縣,含傳統漁村300多個、漁民1.95萬戶、超10萬人。

  都昌縣,被劃為了水生生物省級自然保護區。按計劃,要在年底前完成所有退捕工作。詹定林所在的水產大隊,共有500多戶,近4000人,90%都是漁民。村支部書記在村委會上宣講政策,這次要全面禁湖,大家積極轉產上岸,有什么困難,都可以和村里反映。但只有二十多個人參會,和以往的很多次村會議一樣,出席的人數寥寥。但這一次,與以往不同,影響太大了,全大隊村干部全體出動打電話,確保通知到每家每戶。

  很快,省里也派人來調研,問詹定林:“你有多少條船?鐵船幾萬塊打的?多少網和蝦籠?以后轉產想干什么?”詹定林只說:“魚要生存,人也要生存。”

  禁捕和偷捕

  漁民們眼里的好年歲,是上世紀80年代的“黃金十年”,漁民從困苦的六七十年代,進入全國經濟開始騰飛的改革開放初期,工具的改進讓捕魚的效率提高了不止一倍。漁民不再手搖劃槳和人工收網,各種馬力的機帆船穿行于鄱陽湖的水域間,捕撈用柴油機也代替了人工推絞車起網,大型連網開始普及。

  魚好打,也好賣。上世紀90年代初,漁民的生活比種地農民要富裕得多,旺季時,一個月能賺三四千元。

  但“黃金十年”太短暫了,變化來得太快。以1992年上海浦東開發為標志,長江沿岸城市的平地高樓起,越蓋越高。上游的林地、草地面積則明顯減少,中下游湖泊、濕地大面積萎縮。

  與“長江大開發”相伴的,是采砂泛濫。尤其在20世紀的頭十年,長江主河道采砂行為于 2000 年被全面禁止后,鄱陽湖很快成為世界上開采量最大的采砂點。

  采砂看上去對漁民的影響不大,反而會讓魚更好打一些。采砂留下的洞變成一個個水坑,有的深達幾十米,在枯水期,成為天然漁場,魚不會隨著水迅速退走。漁民在這些坑里撈,一撈一個準。而且,采砂時,大型機器把沙子抽出來,湖水變得渾濁,魚看不清路,無處可逃。

  但實際上,過度采砂給湖泊帶來了災難。江西師范大學鄱陽湖濕地與流域研究教育部重點實驗室2015年發表在《地理學報》上的一篇論文顯示:2001年~2010 年間,鄱陽湖采砂面積達260.4平方公里,重量上相當于 1955~2010 年以來鄱陽湖自然沉積量的6.5倍。采砂使通江河道的過水斷面擴大,加快了湖水注入長江的速度,使枯水期提前、延長,打魚周期被大大縮短。

  漁民心里清楚,要在沙坑里找魚,說明魚越來越不好打了。漁民開始想辦法,從上世紀90年代起,家家都開始用電網。在都昌,電網打魚學自江蘇,嫁過去的漁家女兒、兩邊走的親戚帶來了這個技術。和江浙等地相比,江西用電網要晚了幾年,但普及很快,因為效率驚人。漁民用普通漁網,一年中有半年打魚,只能賺十萬元,而用電網捕魚,兩個月就能賺到二三十萬元。

  “形勢逼人。”林青山說。

  他今年42歲,只讀到小學四年級就輟學幫家里打魚。成家后,有了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和城里人一樣,我也想讓孩子讀書,漁村也想有變化,但變化只能靠自己。”漁民并非不知道,電網捕魚對魚不好,但不用電網就打不到魚。“賺不到錢,小孩就不能讀書”,林青山很無奈。

  每到深夜,綁著電極的線桿從船頭伸入水中,這是一種“斷子絕孫”式的捕撈方式。一張電網下去,大小魚全死光,沒撈起來的也死在湖底,少數存活下來,性腺發育也受損,繁殖能力基本喪失。高壓電流下,蝦、貝殼、藻、浮游生物也大量死亡,整個水域的生態平衡被破壞。

  和漁民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都昌縣漁政局干部詹定鸝,能理解漁民的苦處,但在打擊電網上,他從未放松。近年來,打擊電網有了不錯的效果,但執法難度依然不小。像電網這種非法捕撈工具,都是漁民自制。在網上買了發動機、柴油機和網,穿兩根銅絲進去,再用繩子一綁,就可以下水。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國家就已經對電魚、炸魚、毒魚等行為明令禁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政法》均明文規定,禁止使用電魚等破壞漁業資源的方法進行捕撈。然而,很長一段時間內,各地打擊電魚的效果不佳。

  像所有的縣域治理難題一樣,打擊“酷漁濫捕”的一個基層困境是:熟人小社會里,執法者和被執法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多位漁民和漁政人員對此說得坦誠。有時候考慮到漁民的困難,只要不太過分,當地漁政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執法時,暴力抗法的一般都是外地船,本地漁民被抓到,一般都是求情,因為大家都認識,跑也跑不掉。另一方面,漁民也常常是執法者的眼睛和耳朵。看到偷捕的船,他們會第一時間通知漁政,雙方在實際上結成一種“合作”關系。

  除了電網打魚,進入千禧年后,一個更重大的變化是,漁民開始捕蝦,因為蝦更賺錢。蝦籠不貴,15元一個,一斤蝦能賣到二三十元,一晚上能捕幾百斤,賺上千元。而魚不值錢,別名胖頭魚的鳙魚不到10元一斤,白鰱只能賣兩三元一斤。

  捕蝦是季節性活動,只集中在五六月份,正趕上春季禁漁期,因此近年來,漁民偷捕蝦的行為增多。林青山算了一筆賬,如果一年賺15萬元,其中僅捕蝦就賺到12萬元,打漁只能賺3萬元,蝦的利潤是魚的四倍。因此,這次十年禁漁,所有的生產性捕撈行為被“一刀切”式的全面取締,也讓漁民們不滿。

  從恢復生態的角度,林青山贊同禁漁。但他困惑的是,“上岸后,你讓我們怎么生活?”林青山說,2002年春季禁漁前,他一個月能賺三四千元,要養兩個老人和四個孩子。禁漁后,政府給每戶一年500元補貼,但只給了一年,之后再也沒有了。

  對春季禁漁,國家并沒有強制規定各地進行補貼。實踐中,各地根據地方財政的實力,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市、縣是零補貼,有些地方按每月每艘船進行補貼,多則六七百元,少則是一二百元。

  每年四個月禁漁,讓漁民收入銳減,因此總有人偷偷捕魚。漁民會趁漁政人員不上班的時候,早晚偷偷下水。偷捕的時候不開船,漁民穿著潛水衣下湖,拿著幾張不大的網,在湖汊灘涂間捕魚,這些地方漁政船進不來。如果聽到漁政巡邏的快艇聲音,他們就悄無聲息地上岸。漁政來不及抓,抓也抓不過來。

  但漁民心里也很明白,繼續捕下去,只會越捕越窮。

漁民吃住都在船上,凌晨出去打魚,有時中午回來,就在船里睡一覺,傍晚再出去打魚。攝影/本刊記者 霍思伊

中午時分,魚販子的大卡車停在鄱陽湖的一處碼頭邊,一筐筐的新鮮活魚通過自動傳輸帶被運到卡車上。攝影/本刊記者 霍思伊

  船上和岸上

  漁民的家,就是船。

  家家戶戶至少有一大一小兩條船,大船是水泥船,長期靠在岸邊,用來吃住和生養孩子。船長十七八米,住人的船艙只有4米,可住10人,大人小孩擠在一起睡。小船是木頭船,后來也變成鐵殼船,用來打魚,凌晨出發,停在湖中央。對漁民來說,大船是“房子”,小船是“車子”。

  正午,日頭正濃,岸邊一排船上都起了炊煙。張元州這天運氣不好,沒打到幾條魚,下了一網就往回趕,趕在中午到家吃飯。打魚大部分時間憑運氣,但也有規律,水一退,魚就跟著水走。潮漲潮落時,感受到魚要游來了,趕快把網放下。漁民生活從來沒有規律,凌晨三點起床,等到四五點,魚睡醒了,就下網。打一網要4小時,一天下2~3次網,每網之間間隔3小時。如果魚多,就接連下,一直打到晚上。

  以前,漁民在岸上沒房,吃住都在船上。船上做飯都是燒柴、燒樹枝和蘆葦稈,有時從湖里撈其他地方漂來的廢木料,仔細地晾干。用打來的魚蝦和魚販子換些柴米油鹽和青菜,腌好的咸菜做成壇子菜,能吃很久。自己打的魚里,賣不起價的小魚,拿來自己吃,炸也行,煮也行。“捕魚的吃魚屎”,這是漁民的自嘲。

  整日對著茫茫的湖面,漁民都會抽煙、喝酒,而且好喝烈酒,喝酒也可以解乏、祛濕。渴了就喝鄱陽湖的水,也不過濾,那時候水還清,有甜味。但他們不知道,湖里會有寄生蟲。這種蟲子來自淡水螺,侵入人體后,幼蟲長成成蟲,寄生在血管中,雌蟲在這里產卵,一些蟲卵隨糞便或尿液排出體外,污染水源后傳染給更多人。另一些蟲卵繼續留在人體內,損害臟器,導致腹痛、腹瀉和腹腔積水。

  張元州還記得,六七十年代,漁民大肚子很常見,很多人全身浮腫,手指按下去是一個坑,半天不復原。老一輩的漁民,血吸蟲病感染率很高。上世紀70年代后的漁民,由于國家預防和治療的普及,漸漸少了這些傳染病。

  那時候,不少漁民的孩子都不上學,一是因為窮,二是沒人管。家家都是夫妻船,丈夫在前面開船、下網、收網,妻子在后面把魚從網上摘下來、分揀、放到甲板處的活水艙里。孩子七八歲就得上船幫忙,摘魚、織網。手工織網的年代,坐在船上不停織,要一個月,一晚上只能織出一米長。一般都是女孩織,男孩學習打魚,長大后繼承漁船。

  張元州在船上生、船上長,有時也會上岸到有房子的漁民家里看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都昌縣鄱陽湖邊的漁民陸續攢錢、上岸建房,于是有了自己的村,叫青龍咀。1998年,長江洪水淹了幾十戶,鎮政府在旁邊又劃出一片宅基地安置漁民,又有了后來的水產村,也就是水產大隊。

  可能是水上漂久了,漁民都特別渴望在岸上擁有自己的房子,有了錢就攢下來建房。現在,青龍咀和水產大隊里,冒出來越來越多的二三層小樓,有的蓋了很多年,蓋完第一層后,用了十幾年再蓋第二層。一點點蓋,像養大一個孩子。樓房外面鋪一層光亮的瓷磚,看上去很體面,但屋里可能一直沒錢裝修,水泥胚裸露在外面,家具也不多,但進門處或客廳里必貼一張“一帆風順”。

  即使岸上有了房,除了逢年過節和禁漁期,漁民仍很少回家,天天在船上。張元州說,從湖里回家要坐20分鐘車,“打了一晚上魚,累,不如趕緊在船上睡。”

一條個頭很大的鯰魚剛被魚販子收上來,重十多斤。1990年代以來,鄱陽湖的漁業資源逐年下降,現在已經很少能打到這么大的魚。攝影/本刊記者 霍思伊

  留守和改變

  天未亮時,詹楊林喜歡一個人到停船的碼頭轉轉。

  早在9月,還是打魚的旺季,他就把船停在了都昌印山碼頭附近的一個內灣。離全面禁漁還有三個月,這里已經密密匝匝停了二十幾條船。鄱陽湖今年遭遇大旱,剛入秋,內灣和湖之間已經露出了灘涂和草洲,停在這里的,都知道船出不去。換句話說,他們已經提前上岸。

  和其他漁民相比,詹楊林算是個活絡的人。他是詹定林的哥哥,和弟弟一直打漁不同,他13歲就跑去上海打工,此后到過廣東、浙江、福建等地。有一次,老板拖欠了幾個月工資,他和幾個工人去理論,被扇了一巴掌。此后他就發誓,再也不看人臉色干活,要自己做老板。

  2008年,詹楊林在馬鞍山的造船廠打了一條大鐵船,手下有五十多人幫他干活。后來看到電視上說,鄱陽湖要搞大開發,于是回到都昌,旺季的時候打魚,禁漁期就開車、賣保險,做各種副業,每個月能賺幾千元。

  但在都昌,像他這樣的漁民并不多。尤其是70后漁民,年紀在45歲上下,打了一輩子魚,沒有別的技能,不愿出去打工。問他們,可不可以去工地干活,都搖搖頭說:“打魚用的是手腕的巧勁,搬磚要用全身的力氣,干不了。”

  詹楊林評價這些人,腦子轉不過彎來,跟不上時代,“我巴不得轉產,給我一點錢,我能做點別的。”

  其實漁民也知道,打魚不是長久之計,他們都不愿自己的孩子繼續打魚。詹楊林說,打魚太苦,希望孩子靠讀書走出漁村。

  但對漁民而言,即便是有心轉產,難度也很大。

  長江辦主任馬毅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這批漁民很特殊,他們年紀大、世代捕魚、文化程度低,部分人不會講普通話,退捕轉產很難。而且打魚自由,一些漁民一年只需干五六個月,多的時候能賺到二三十萬元,過得也不錯。如果讓他們去一般的就業崗位,賺得不多,會難以接受。

  “漁民不完全是貧困戶,有過好日子的,且相對自由,因此退出時在安置上很難,現有的很多政策套不上去。” 馬毅對漁民的心態很了解,他們對轉產后工作的要求是,掙錢多、投入少,還要省力。因此,在退出訴求上,會出現很多漁民不合理要價的現象,“政府要是百分之百滿足他們的需求,禁漁根本做不成。”

  但他也提出,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批漁民做出了犧牲,所以政府不能只考慮讓他們退出,還要重點聚焦在就業創業幫扶上,退捕工作要堅持的總體原則是:退得出,穩得住,也就是“不重返江湖”。還要過得好,也就是能就業,有錢賺。

  每個漁民都有不同的打算。詹定林還沒想過以后,他身上有一種漁民典型的樂觀,得過且過。離全面禁漁還有一個月,他還在堅持打魚,“能打一天是一天。”

  林青山想過以后開個旅游公司,開快艇載游客在鄱陽湖上觀光。去年開春,他注冊了公司,工商執照批下來后,卡在了海事局。要想開快艇,需要有水上運輸資格證,一年了,證還是沒下來。

  張元州則想承包一塊魚塘發展養殖。但他擔心,縣里的魚塘總有人偷魚,而且承包費水漲船高,經常要一次性付完20年租金。

  “都昌縣近十幾年都陸續有漁民自發轉產,但成功率不足5%。”都昌縣漁政局干部詹定鸝說,這些人中,有20%的人外出打工,更多人選擇承包魚塘搞養殖。

  “這是個過程,環境會逼漁民們慢慢轉變。”他說。

在都昌縣印山碼頭附近,鄱陽湖水位下退后,在湖面和碼頭之間隔出了一個內灣。枯水期間,很多漁船停在這里。攝影/本刊記者 霍思伊

  身份和錢

  按照部署,在2020年1月1日和2021年1月1日這兩個時間點,要實現全面徹底“清湖”“清江”。

  離年底全面禁捕還有一個月,都昌縣的具體補償標準還沒公布,協議也沒簽,詹定林有些焦慮。

  早在今年3月,縣漁政局曾讓他去填一張表,上面列得很細:有沒有漁民證?是否有土地?有多少條船?船的長度、建造時間、船只狀況?有哪些網具,多少蝦籠?是否參保,2018年的家庭總收入和總開支?

  這是漁民上岸的第一步——建檔立卡、摸清底數,據此下發補貼。

  湖南省農業農村廳漁業漁政處處長王元寶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建檔立卡過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難,因為漁民身份復雜,審核他們的身份,需要多部門聯合比對,比如戶口和社保需要找民政部門,土地情況需要上土地信息系統查詢,費時費力。

  2019年3月,應農業農村部的要求,由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組成的“長江流域重點水域禁捕專題調研組”來到湖南省洞庭湖區湘陰縣和漢壽縣開展調研,他們也發現,補貼對象的認定很難。

  在現實捕撈生產中,漁民的組成情況非常復雜,既有長期以捕撈為生的專業漁民,又有既打魚又打工、務農的兼業漁民;專業和兼業漁民中,既有持證的,也有無證從事捕撈作業的漁民;在持證漁民中,還存在一本捕撈證帶多戶的漁民群體;在無證漁民中,還有一部分人是因為超齡無法辦證,但還在從事捕撈作業的60~70歲的漁民。

  調研組指出:兼業漁民、無證漁民、一證帶多戶漁民等特殊漁民群體數量較大,如果在長江禁捕工作中補貼對象和退捕政策落實不當,有可能會引發一些漁民群體的不滿情緒,給長江禁捕工作帶來阻力。

  都昌縣漁政局干部詹定鸝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對有證漁民以外的各種漁民群體,是否要納入補貼政策,這個度很難把握。如果納入,是只回收他們的船和網具,還是其他政策也要做到和有證漁民一樣,比如過渡性補助或社保措施。這又需要很大一筆資金投入。

  他的困擾在各地并不鮮見。有的地方因為前期的摸底工作沒有及時完成,拖慢了整體進度,補貼政策遲遲沒有出臺。

  對于這次退捕的資金安排,今年初,多部委聯合印發的《長江流域重點水域禁捕和建立補償制度實施方案》要求:退捕漁民臨時生活補助、社會保障、職業技能培訓等相關工作所需資金,主要由各地結合現有政策資金渠道解決。同時,中央財政采取一次性補助與過渡期補助相結合的方式對禁捕工作給予適當支持。

  文件說得很明確:堅持地方為主,中央適當獎補。但退捕的掣肘,仍然在錢。這次退捕涉及10省(區、市)的近30萬漁民和11萬條船。很多退捕區地處貧困縣,地方財政要擠出這一大筆錢,用來回購船、漁具和發放過渡性補貼,非常困難。

  王元寶說,去年湖南召開全省退捕大會,各市縣都說自己財政困難。“擠不擠得出錢,還是看這件事是否足夠重要。” 他表示,十年禁漁是國家政策,要作為政治任務來對待,一把手來推動。

  為推進禁捕退捕工作,湖南省一次性拿出4億元,根據各地退捕任務的輕重,直接配套到基層。以益陽市資陽區為例,經測算,平均每戶船舶補償2萬元、每戶過渡性生活補償15000元、回購捕撈證2000元、提前退出獎勵1500元,每戶社保補貼7.2萬元,每戶共計退捕補償11.05萬元。此外,按湖南的標準,上岸漁民每戶每月可以領到200元的補助,持續兩年。其他省如安徽,也決定在2020年撥出2億元資金,專門用于禁捕。

  目前,禁捕退捕前期工作開展近一年,從各省給長江辦的反饋看,各地普遍反映:地方配套退捕資金有困難,尤其對一些中西部地區,省級財政本身也不寬裕,配套獎補資金有限。

  如湖北省明確表示,退捕困難之一是部分地方財政實力不足,禁捕方案遲遲未出臺,漁船拆解等工作較為滯后,影響了全省的總體進度。他們還擔心,同一條江,不同的區域補償存在差別,會引發漁民不滿。

  江蘇省農業農村廳則反饋:“中央財政對長江干流退捕漁船的補助不僅標準低(2.88萬元/艘),而且不區分漁船大小、僅按船只補助,對我省極為不利。”他們認為,省級和地方財政壓力巨大,尤其是蘇北地區,難以負擔大量補助資金,“失水漁民由地方政府參照失地農民予以安置,恐怕很難落實到位。”

  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此前表示,中央財政已安排92億元補助資金,分年度撥付執行,但與全面禁捕的任務相比,資金缺口依然很大。他強調,沿江省市縣政府要主動入位,強化支撐保障,“沒有真金白銀的足額投入,禁捕工作很難取得實際效果。”

  (應受訪者要求,張元州、林青山、詹定林、詹楊林為化名)

  《中國新聞周刊》2019年第45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編輯:于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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